南方丝绸之路

世界中心的不断转移，是地缘政治的权力转移，由地缘政治所决定。经济的不均衡增长导致了财富的革命，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必须为经济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最早期的南方丝绸之路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所探索和开辟。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四川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四川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

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四川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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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于建元二年行至陇西，经过匈奴控制区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出使大月支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后汉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在此以前，汉代还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时此道还不是官道，仅为民间商道。汉武帝意欲通过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彻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几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汉使到达滇池区域十多年间，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国的道路，受到滇国周围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出兵力强行开道，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率其民。汉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历经挫折后，终于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一方的历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缅甸、印度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史册，就此拉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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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南方丝绸之路运输的物资中除了丝绸，还包含了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随着此道物资的转运，从最早开始的土特产品到丝织品的发展，到唐宋以后，茶叶贸易份额加大，因此茶马贸易逐渐加重份额，古道上茶叶、马匹成为交易的重心，茶马交易成为贸易的象征。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上的市场繁荣，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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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但只是推测，并无考据。一般认为，这条通道正式从西汉开通，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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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东到中原，西达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过这条道路相互交流，并通过这条道路对西南文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考察这条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浓郁的商业性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民间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兴，也因商得以流传，最后也因商被遗弃。浓郁的商业性特色，可以从几方面得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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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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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王铭铭教授“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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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不韦、嶲唐、比苏、楪榆、邪龙、云南），合为永昌郡，治不韦。至此，“蜀身毒道”的滇缅段完全畅通了。通过哀牢地区，东汉政府同缅甸等地及南亚地区有了直接的往来，发生了经济文化关系，官方的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此后，历代虽时有战乱，商路亦时常中断，但南充在国内国外的商业贸易中一直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有海上丝绸之路内陆起点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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