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于建元二年行至陇西，经过匈奴控制区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出使大月支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后汉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在此以前，汉代还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时此道还不是官道，仅为民间商道。汉武帝意欲通过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彻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几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汉使到达滇池区域十多年间，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国的道路，受到滇国周围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出兵力强行开道，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率其民。汉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历经挫折后，终于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一方的历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缅甸、印度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史册，就此拉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

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方国瑜先生从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中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蜀身毒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汉使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时就已推断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谈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该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而季羡林先生解释成此为“来自中国成捆的丝”。他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中国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发端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蜀身毒道”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时间还在前移。

在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说明此时该通道已非常成熟，运输品种多为奇货珍宝，交易终端远达欧洲，为南方发展贸易经济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条件。《三国志》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是东汉初设置的郡县，为保山地区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其边界与缅甸接壤，仍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门户，从疆域来看那时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属于哀牢国（古哀牢中国接巴蜀，外壤缅甸、印度，是中国与印度经济文化的连接地带），即后来的上缅甸部分属于永昌辖地。“永昌出异物”，说明那时已有来自于缅甸、印度甚至于大秦（古罗马）的异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经出现。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同时又是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还是与中央王朝得以维系上下关系的政治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一条纵贯东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断延伸，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丝绸、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与内地的物资交易。曾经繁荣兴盛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样也遭遇了不可逆转的挑战，道路改道，南方丝绸之路逐渐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取代。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只有为数较少的村寨之间还有少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