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古堡

历史成因

晋城境内有数量庞大的太行古堡群，且大规模建造集中在明末时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发达的工商经济。明中后期，随着明朝政府开放民间冶铁，富藏煤铁的泽潞地区冶铁业规模迅速扩大，一大批农民从土地生产中分离，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生产，铁器、潞绸、琉璃等物品远销多半个中国，以及印度、不丹等国家，这里成为山西省乃至中国最富裕的区域之一。

二是动乱的社会环境，财富不仅为建设提供了坚实保障，也使这里成为抢掠目标。明末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为晋城传统乡村社会带来“灭顶之灾”，由此民间真正形成防御意识，开启大规模筑堡。

三是精明慷慨的乡绅主导。明清两代山西籍进士数量是以往各朝代山西籍进士总量两倍之多，其中十分之一来自晋城。明末动荡的政治环境下，在这些群体中又浓缩出一批志士，积极推动乡村防御建设。无论是固若金汤的砥洎城，还是防卫森严的湘峪堡，都是由乡贤主导建成。乡绅精明的治理智慧、慷概的资金捐助、别出心裁的防御设计，创造了独特的人居环境场所，表现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审美艺术风尚，反映了当时社会财富和科学技术的总体水平。

分布情况

晋城境内太行古堡共117处，大部分堡寨是沿着境内贯通南北的太行古道、丹河流域和横穿沁河通往河东地区的三条主要交通线展开。其中，沁河两岸约60座，丹河沿线约57座。

保存较好且具有开发价值的古堡共34处，著名的有皇城相府、湘峪古堡、郭峪古堡、砥洎城、上庄古堡、中庄古堡、窦庄古堡、郭壁古堡、柳氏民居、大阳古镇等；古风犹在，形制尚存的有谢氏古堡、坪上古堡等10余座；还有一些院落性古堡，如潘家庄园、谢氏古堡、王村古堡、北苏庄村、西黄石村、陟椒刘家大院等十余处。这些古堡气势恢宏，历史底蕴厚重，是山西乃至中国保存最大的乡村古堡群，也是研究中国北方防御型乡村聚落的活化石。

历史价值

太行古堡是以汉民族为主体，乡绅组织建成的大规模、多样化的整体性村落防御体系，“蜂窝”城墙、豫楼、最早的古堡规划图，体现了晋城古堡的独特性与建造者的创造力。

太行古堡群以官僚乡绅为核心的乡村自治模式、平战结合的防御工事建设组织方式，形成了“家庭-宗族-村落”的空间构成和防御组织层级，是中国封建官绅阶级维护家乡稳定、有序发展的优良范本，是儒家礼制文化、士绅文化在乡村长期积淀的见证，如黄城堡是规模宏大的城堡式官宦院落，营造手法融合了中国宫廷礼制与地方生活特色，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族权交叠的文化特征。

太行古堡群依托得天独厚的煤铁资源，在以冶铁为主的工商业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铁制品广泛应用于乡村防御设施、建筑构件，成为该地区历史悠久的冶铁文化的特殊见证，如砥洎城独一无二的坩埚城墙见证了中国17-18世纪乡村冶炼产业与建筑技艺的辉煌，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

太行古堡群将中原农耕社会的乡村聚落选址、布局理论与中国古代城镇防御体系相结合，见证了17-18世纪中国北方乡村在乱世中的变迁和自治，体现了官绅、商贾、平民等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在结寨自守、形成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反映了守望互助精神，如郭峪堡是仅用十月工期筑成的晋城市内最大的古堡，以豫楼和蜂窝城墙为代表的防御工事体系体现了17世纪中国乡村突出的建造技艺，“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以役代捐，以工代赈”的制度设计模式体现了中国民间应急状态下的治理智慧。